（记者 张汉信）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不久，在甘肃省委宣传部悉心指导，中 共甘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全力支持，由卓尼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组织下，和兰州电影制片厂一道，于2013年7月拍摄的民族风情与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卓尼土司》已完成后期制作，2014年9月完成最后修改。摄制组全体成员行程19万公里，克服重重困难，低成本制作了一部近年少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精品。该片弥补了红军体裁影片在该类型的一个空白，能让国人了解这段动人的革命故事。
历史记载就像一面大筛子，总是不经意间漏掉了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甚至生命攸关的关键人物、关键史实。
随着对人生及艰难时势的认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最吸引我的句子。我想，那不仅指田汉、聂耳所处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同样在反腐、改革的今天更具振聋发聩的意义。这句歌词，能否提醒到今天脚步匆匆的年轻一代，或者更加富裕的后几代人？
如同从历史巨库中偶然一翻，恰巧找到了最精彩也最惊人的一页。2012年，央视前副总编张华山、著名导演杨韬等人，在北京水立方紧张工作之余，偶然听到红军长征刚刚走出草地发生的一段故事，他们立刻被吸引，没有通知任何人，便轻装简从，深入甘肃的甘南地区，大量走访藏族同胞和红军后代，一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出现在他们眼前。巨大的创作冲动不断增强，他们立刻谋划剧本、寻找资金、多方寻求支持……
2013年党的“七一”生日那天，杨韬导演随藏族好友再次来到甘肃甘南地区。只见连绵起伏的岷山，满眼的奇山异峰，耳边响着原始松涛和清澈沁心的泉水声……但他们的目的地是腊子口。
说到腊子口，人们只想到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但战斗之前，是谁帮助了红军？又是谁帮助红军打下了腊子口？
在一次天安门城楼上，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主席，回想中国革命的历程，最危险的时候是在哪里？”毛泽东略加思考就脱口而出：“红军长征刚走出草地那段时间！”
时光回到1935年，疲惫不堪的红军走出草地，即将完成长征的紧要关头，在甘肃南部遭遇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又遭遇张国焘分裂势力的严重干扰。
先有卓尼土司杨积庆3万精锐藏军拦路，在杨积庆后面是国民党一个整编师守住了关隘。而红军后头的刘文辉正大军追赶、东方胡宗南十个师的援军正从侧翼逼近。仅剩8000人的中央红军，在极度疲弱困乏中想突破藏军一道防线，那都是一个奇迹。
比敌军环伺更要命的还是地势，红军要想走出迭部山区，只有腊子口一条通道。腊子口两山峭壁之间只有一条不到二十米宽的山道，只要卓尼土司3万藏兵在万山沟壑间绞杀红军，国民党鲁大昌师守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腊子口。“红军覆灭在岷山脚下”的计划，在国民党看来实在唾手可得。
那年头，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路，走过的竟然是“不到二十米宽”如此狭窄的地方。后来被津津乐道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长征队伍，差一点在这里被掐断。
卓尼土司本是藏民，明朝永乐皇帝见其功盖一方故赐姓杨，几百年势力不减，传承到杨积庆手下已经藏兵3万，亦农亦武，常备骑兵有五千。杨积庆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藏名罗桑丹增南杰道吉，生于1889年。他从小聪颖好学，精明能干。1902年，年仅13岁的卓尼土司以侄孙的身份破例承袭了土司之职。他交往广泛，早年与吉鸿昌、范长江、宣侠父等共 产 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往来密切，对共 产 党的性质和宗旨了解颇深。
1935年，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红军，在卓尼土司面前一露面，他就听到了迥然不同于国民党军阀的消息：“红军一下进了几个村，不放一枪，也不进屋，饿的躺倒一片，伤员更是可怜，烧水也在房外面……”。红军虽在极端困境下仍不失仁义之师本色，官兵一体的组织，爱民如子的群众路线，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等等，让传承了近五百年的土司制度传承人杨积庆顿感耳目一新，他从这支比自己弱小数倍的队伍里，看到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焕然复兴的希望。
此后，开明的卓尼土司在不断的交往中认识了红军，新型人民军队的民主作风深深影响了他，他也预见了中国革命的使命就寄托在这支疲弱之师身上。于是，他拿出勇气网开一面，为红军开仓放粮几十万斤，修栈道、架桥梁，为伤员治病，不能再走路的近300多红军伤病员，都穿上了藏族服装，成为甘南草原牧民们的儿子。这样，红军顺利通过了卓尼土司的600里领地，并秘密暗助红军打下军事天险腊子口。此后的1936年8月，张国焘带领的南下红军受挫返回，卓尼土司又一次将2万多红军送走。这次公开的放行，彻底惹恼了国民党驻岷县军阀鲁大昌，为了达到其吞并卓尼的目的，于1937年以卓尼土司私通红军、开仓供粮为借口，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博峪事变”，将卓尼土司及其长子杨琨和眷属七人杀害，那年卓尼土司年仅48岁。
没有腊子口的胜利，就没有红军陕北的会师，也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后来，周恩来总理在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次政协会议前夕得知卓尼土司在当年发生的一切，周总理亲笔写信给其后代以致慰问。总结红军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从胜利走向胜利，那正是我党的“三大法宝”、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光辉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来历，最初正是与小叶丹、卓尼土司等少数民族精英的交流中渐渐总结出来的。
77年后，历史走到了2014年，习 近 平主席重新倡导我党早年的“群众路线”。在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 近 平主席再一次强调并呼吁：“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向背即使在今天也是执政党不断思考的问题。当年，烈士（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舍身取义的壮举超越了国共两党党派关系、超越了藏汉民族关系、超越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关系。这种觉悟，堪称英雄壮举。
卓尼土司虽然过早地离开了那片他热爱的故土，但这个凄美的故事将在甘南草原传唱到永远！
剧组主创人员深受影片主人公精神的影响，决心拍摄一部有艺术价值的主旋律精品。他们一反当今商业片浮躁奢华的陋习，组成了一个思想和艺术并重的主创风格，以较低的成本像红军攻打腊子口一样快速完成了拍摄。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用党的优良传统来拍摄这部主旋律电影”，《卓尼土司》艺术总监张华山，手中拿着当年红军向当地人借粮的欠条、各种戳记说：“今天我们这么匆匆忙忙，谁有时间收集统计一下这些血泪凝结的债务数据？红军的火种渐渐熄灭的当口，是谁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放行红军北上抗日？”
“凭着感情拍摄，凭着良心制作！”总导演杨韬反反复复践行着最初的那份感动！他说：“我要用这部影片试图说明：主旋律影片也可以这样拍！”
为了这部电影，在卓尼草地拍摄红军抬着病重的周恩来过草地时，傅靖生老师想要拍摄一组从担架下往上看的主观镜头，由于摄影机无法低角度拍摄，他在没过膝盖的泥水中淌着确定的路线，然后躺倒在泥泞的草地上，让演员们从他身体两边经过拍摄。
人物造型师杨健敏，让服装组准备了500余套红军国军藏兵军装、百姓藏袍、土司装等。其中，制作180套红军军装非常困难，为了真实再现，红军军装做破做旧，需要先补补丁，然后将衣服磨破，花费近10天时间。所有参演红军的演员，都进行了严格军训。因天气原因，在泥水中浸泡过的军装无法晾干，剧组便搭起火炉将衣服烘干。由于山区路况十分恶劣，摄制组不得不用推土机开道。在寒冷的高原气温下，穿着破洞的红军装，踩入冰冷的水中，大家充分体验了红军当年过草地的艰难。剧组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1点以后才能休息。
开机拍摄不久，恰逢震惊全国的甘南地区大地震，与其仅仅一山之隔的大峪沟拍摄现场，剧组一天都没停继续拍摄。刚刚费大力气搭建好的敌人碉堡，顷刻震塌。紧随着地震的是鸡蛋一样大的冰雹倾泻下来，摄制组的汽车上都变成了“麻子”。随后，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又冲走了一切材料和道具。看着自己精心设计的土司官寨、水磨房、碉堡荡然无存，美术组和置景组的艺术家们都哭了，但又干了起来……
他们想做的，就是要让卓尼土司从肃静的烈士陵墓里走出来，走到今天的人们面前来……
随着《卓尼土司》公映的日子日益临近，事实将证明，这部电影对年轻一代了解党的优良传统，维护民族团结，尤为珍贵，因为我们重复地说：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文/赵小玲、张汉信）
